乐诚铎(Franck Le Deu)
我有幸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在此期间，医疗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来不会让人感觉无聊。但我还是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医疗市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激动人心。我认为原因有8个。
1.对患者和经济的潜在影响极大
中国于2016年制定了全国性的医疗健康战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它为提高中国人口的健康水平制定了宏伟目标。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过去30年中国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从68岁提高到了77岁。
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尤其是在快速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将通过诸如持续加强预防保健、优化健康管理和服务及关注女性和儿童等关键人群，到2030年，将催生出一个价值16万亿元人民币的健康产业。这些措施总计可以新增数10亿年的人口寿命，对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2.中国科研机构开足马力发展创新
种种迹象已经浮出水面：大批“海龟”回国寻求事业发展机会，各种渠道的融资充足，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大力支持，监管的决策和实施空前提速，企业甚至还可以享受相当程度的运营自由度，这在西方也并不普遍。
这些都为快速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开始结下累累硕果。新的结直肠癌分子（由和记黄埔研制的呋喹替尼 (fruquintinib)）、CAR-T、PD-1 只是其中几个实例。除此之外，还涌现出了很多创新型医疗科技公司（例如心脏瓣膜微创医疗器械领域的启明医疗）、下一代基因测序公司（例如贝瑞基因）或大数据公司（例如关注肿瘤学的零氪科技，这家公司创办4年估值就已达到10亿美元）。这些科研成果搁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3.CFDA/NMPA “速度与激情”的改革
客观来看，CFDA（现在的NMPA）自 2015 年启动的改革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速度方面，都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如果说医疗行业的改革力度在中国所有行业中几乎无出其右，我相信会得到麦肯锡从事各个行业咨询业务的同事的认同。全球药物试验和上市过程中融合的中国创新成果数量之大前所未有，成功率之高有目共睹，自2016年以来大约有100种新药获批，创造了新的纪录。
其他的成果包括发布罕见病目录、建立快速上市机制、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以及界定有条件的上市批准路径。曾经“任何SFDA/CFDA的消息都是坏消息”变成了现在的“任何NMPA的消息都是好消息”。由于新药获批速度极快，有些跨国公司甚至不得不略显仓促地加快其进入市场的速度。
4.医药跨国公司重燃乐观情绪
可能是周期性，但显然目前是跨国公司又一个“乐观巅峰”，刺激因素包括子公司强劲的商业表现（很多企业今年实现了15%-20%的增速，而且预算超支）、CFDA速度与激情的改革，以及跨国公司纷纷意识到中国市场处在合作和创新机会的转折点。
有些跨国公司更加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战略，甚至把很多关键的全球管理职位设在中国。中国市场对跨国企业的营收贡献不断增加，目前一小部分企业已经超过10%。当然，企业也充分认识到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例如，成熟品牌的压力日增（尤其在药物一致性评价的要求实施之后），而渠道瓶颈仍在制约新药的增长。
5.PAT对医疗行业的颠覆
BAT是指中国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但最近演变成了PAT，也就是平安、阿里巴巴和腾讯。PAT折射出了三家科技巨头正大举押注医疗行业。短短几年，PAT就搭建起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从而对整个患者护理价值链施加影响。京东最近也进入此领域，凭借领先的物流能力和广泛的物流网络，京东同样拥有颠覆传统模式的有利条件。这3个首个字母的缩写今后还会带来更多变化。
6.本国市场资金充足，且积极寻找全球机会
我们估计，专注于医疗健康领域的基金在2017年融资额超过400亿美元，资金交易额超过100亿美元。这股势头在2018年有所放缓，但中国的基金不仅在对美国生物科技公司的支持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Grail、VielaBio、IDEAYA ），而且开始把目光转向欧洲，那里有很多生物科技公司都能受益于新的资金渠道。启明创投、康桥资本、通和毓承、斯道资本和汇桥资本等顶尖中国基金，都在建设一套全球网络更广泛的创新生态系统。
7.港交所大开绿灯！
从港交所对生物科技公司释放开放信号，到4 家公司（歌礼生物、百济神州、华领医药和信达生物）挂牌上市，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还有很多公司在排队等候，例如基石药业、盟科医药、方达医药、AOBiome Therapeutics 和 Stealth。但要在香港形成真正的生物科技集群仍然需要时间，很多要素尚处于萌芽阶段，企业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先期上市的几家公司股价表现不佳就是佐证。但近期进展的确好比是中国企业家梦寐以求的强心剂，刺激他们研制革新产品。
8.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走向成熟？
我们还看到第一批即将推出新药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诚然，其中多数为仿制药，但也有一些是真正的创新，证明中国药企也能做到本土创新。这些创新企业的兴起给跨国公司敲响了警钟，后者必须调整自身的人才价值主张和运营模式。短短几个月时间，辉瑞、阿斯利康、罗氏和强生等公司的领导者放弃所在公司的高管职位，跳槽到本土生物科技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第一批弄潮儿已然涌现，第二批也即将到来。
我还能再列出几个令人振奋的趋势，例如医疗提供方的格局变化，以及私人医疗保险的改进。但以上8条理由应该足以证实本文的标题了。
作者：
乐诚铎(Franck Le Deu)是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医疗保健咨询业务负责人。过去的13年主要在上海和香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