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e Søholt是盖尔建筑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她同扬·盖尔（Jan Gehl）于2000年成立了这家事务所。建筑大师扬·盖尔自1966年起研究城市社会学。盖尔建筑师事务所总部位于哥本哈根，在纽约和旧金山均设有办事处，事务所使命是帮助客户打造“人性化的城市”。Søholt本人负责的项目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北京、开普敦、哥本哈根、吉隆坡、伦敦、墨西哥城、圣保罗、西雅图以及温哥华。她在丹麦和美国接受了建筑师培训。Søholt的建筑理念强调了改善城市生活品质，使人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2016年5月，Søholt接受了麦肯锡的采访。
麦肯锡：一个优秀的公共空间是什么样的？不好的公共空间又是什么样的？
Helle Søholt：一个优秀的公共空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给人们使用的空间。公共空间是由所发生的活动、所支持的文化和社区特点、人们的社会往来以及各种城市规划类别而界定的。在实际层面上，优秀的公共空间要很好地与周边环境相融合、便于人们进入、并拥有“积极的优势”，也就是说需要具备能够将人们聚集到一起形成社区的功能。在这里，人们要有安全感，环境不能嘈杂、没有太大的风、不能太晒或者太冷。
相反，被遗弃、被闲置、与周边环境相隔绝的空间是不好的。人们认为这种空间不安全；女人、孩子和老人永远都不想到这种地方来。
为了给游客打造观光休闲的场所，有的城市对活动空间太过关注。如果我们能够为居民设计出宜居空间，那么这个城市本身就会对游客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麦肯锡：那您为此做了些什么？您的合作方有哪些？
Helle Søholt：我们建立了一套切合实际的方法，以反映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走上街头时，合作伙伴也一样。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办公室，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体验和观察这座城市。在同社区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做出一些临时干预。比如，为了营造更好的环境，我们会尝试重新设计一个广场或者一条街道，也许是重新规划当地的某条公交线路。同时通过对干预前、干涉中以及干涉后的行人流量的测算，我们可以切实得知人们对规划的认同程度。
我们同各个城市、开发商、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同时，也会在当地寻找对城市规划项目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包括社区团体、慈善家、卫生机构、运输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我们对旧金山市场街做了一次重新设计的原型测试，邀请社区团体走出家门，安装各种不同的设施，并对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行测试——涵盖从空间设计到技术的各个层面。
麦肯锡：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二。对您，一位建筑师而言将意味着什么？
Helle Søholt：城市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全球城市的发展对交通流动性造成了压力，导致了拥堵、大堵塞以及公共投资不足等许多问题。
这也导致了环境的恶化。例如，交通拥堵会降低空气质量。我们认为建筑师的职责是帮助城市进行创新，重新设计规划流程并且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理念是把城市管理的重点放在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上。
麦肯锡：自20世纪90年代起，孟买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多，达到了近2200万人。盖尔的理念是否同样适用于这类迅速增长的特大型城市？
Helle Søholt：是的，我认为我们的理念适用于每一座城市。在我个人看来，我们所倡导的公共空间的重点是人权。如果说哪里会出现人权缺失的情况，那么就是在那些发展中的城市，因为发展太快。这类城市迫切需要帮助来管理城市发展。当然，有许多城市的人员配备不足。它们缺少资源，不知道如何管理，也不知道如何同城市规划人员展开合作。来到这些城市，我们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角色不只是提出一个好的设计方案或者完成一个规划项目。我们还需要帮助城市管理者提升能力和提供支持，这样当我们离开后，城市管理者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
麦肯锡：您说一些城市过于庞大。您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这会成为问题？应该做些什么？
Helle Søholt：控制城市规模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除了城市自身的因素，它还受到全球因素以及农村地区条件的影响。我之前所想到的是像圣保罗和墨西哥城这样的地方。这些都是发展不错的城市，但由于规模太大，交通状况变得尤其糟糕。这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良影响，而且越来越显著。上班族每天通勤要花3个小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家庭成员关系和生活品质。我们的规划尝试着对现有的城市中心进行改造，使其更适合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并配备了商店、公园和公共空间。
麦肯锡：汽车是宜居城市的敌人吗？
Helle Søholt：我认为汽车本身并不是问题，实际上，我也有车。但如果汽车数量太多肯定会是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在很多城市，汽车占据了太多的空间。它们挤占了人们的街道、广场和公共空间，同时污染了空气。在处理汽车和宜居城市的平衡问题上，哥本哈根是很好的范例。在哥本哈根，大约有30%的出行通过公共交通，40%通过自行车，还有30%是开车。这些出行方式远远谈不上昂贵，修建大型高速公路是非常昂贵的。重新设计现有的道路系统，使之更便于人们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出行，这一点很容易做到，而且也相对较便宜。
麦肯锡：如果有“最佳城市改造”奖，您认为在过去的20到30年间哪个城市会获奖？
Helle Søholt：我举几个例子吧。温哥华和多伦多都非常不错。这两座城市长期致力于系统化地处理密度问题，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生活服务，包括交通。多伦多中心滨水区的改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可能墨尔本做得更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市中心有一片无人居住的空旷地带，墨尔本被形容为“甜甜圈城市”。自那以后，市中心逐渐发展、繁华，人口新增了2万。曾经令人感到害怕的老旧、狭窄的“巷道”，如今已被改造为充满生机的步行道网络，街道两旁开设了商店、咖啡厅和全新的精品店。这也给整个市区增添了适宜的步行空间，而“巷道”还保留在那儿。城市改造可以只是重新发现、重新设计和重新定位的过程。
过去30年，新加坡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新加坡是一个自上而下管理极为严格的城市，虽然从某种角度而言，这并不是城市管理的最好方式。但新加坡政府对于公共空间的投资同样雄心壮志。最后是韩国的首尔。首尔拆除了清溪川上的高架公路，通过重建工程将清溪川打造成为城市中心的绝佳的河畔公共社区。首尔也在反思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参与进来，为社区创造条件帮助各方。
麦肯锡：您能否举些例子，说明城市可以做哪些简单的事情帮助居民提高日常生活品质？
Helle Søholt：重新设计街道，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的需求。此外，还可以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空间改造成小型广场、运动场和公园。由于城市密度越来越大，人们的居住空间将日益狭小，所以城市本身就应该成为人们生活空间的补充，这一点非常重要。
麦肯锡：如果您可以选择在任何历史时期的一座城市中居住，您会选择住在哪里？为什么？
Helle Søholt：我对哥本哈根比较满意。我感觉自我出生后（20世纪70年代）这个城市每年都在改进。
我也一直对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巴黎很感兴趣。当时的巴黎一定非常脏、污染严重、人口稠密。为此，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设计了那些大面积的林荫大道、公园和广场。奥期曼的巴黎改造相当激进，如果能在他身边工作一定会非常激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