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圆桌论坛由麦肯锡全球董事张海濛主持，他同时也是基础设施业务的共同负责人之一。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道，促进了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如今，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为“古丝绸之路”开启了崭新旅程，它将穿越历史洪流，再度焕发生机与活力。2015年“一带一路”进入了推进实施阶段，雄心勃勃的陆海丝绸之路如何从愿景走向行动？企业的机遇点在哪里？风险和收益又该如何考量和把握？麦肯锡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和行业领袖共聚一堂，就以上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张海濛（麦肯锡全球董事）：“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但也引来一些猜测。我想请各位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翟东升（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副司长）：“一带一路”从2013年提出初步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发布愿景与行动，近两年时间里不乏各种声音，对此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一带一路”当然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因为时代背景和环境不一样。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符合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题。“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Ben Way（麦格理集团亚洲区总裁）：我不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崛起的中国正在成为区域的领导者，这在很多方面对全世界是好事。以亚投行来说，其实其他大国也都有着由其自身主导的发展性银行。未来10年人类将经历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预计新增7.5亿城市人口，因此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非常大，而目前的现实问题是这一需求远远不能被满足，尤其一些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面临重大融资缺口，迫切需要填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动区域内国家共同破解这一问题，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反对或者持异议的声音出现。
中国的优势在于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以及充足的资本。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和资本走向海外，这一过程必定惠及其他市场和地区。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把亚投行和其他发展性银行的框架和制度设计得更有利于私人资本的参与，有了充足的资金才能支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一带一路”并非凭空产生，也不是突然提出的。事实上，它是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也有发展和创新，而且这背后有大量的基础工作在做支撑。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增长和经济复苏方面的能力是得到各国认可的，5年前启动的亚洲及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就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以我们的初衷是经济动因，让多方共享商机，共同发展。不是出于一己私利，也不是出于地缘政治意图。
张海濛：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将来怎样进行资本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运作，以实现多边共赢？
曹红辉：投融资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的主要障碍，这是一个共识。我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例简单谈谈。目前国开行总规模增长迅速，资产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但境外资产还比较低。多年来，国开行对基础设施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国开行深化改革的定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简单地说就是既开展政策性金融业务，又开展商业性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这一定位要求国开行必须聚焦国家战略重点，为中国乃至海外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政策重点提供融资。未来将为“一带一路”做些什么？一是在研究和规划的起步阶段参与进来；二是在项目构建和推动实施，以及融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
国开行遵循以下三个指导原则：第一，共同性原则。项目要与所在国家共商、共建和共享。第二，市场化原则。目前国开行在微观层面，包括项目评估、风控手段和实施方法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在融资渠道方面，将进行更加市场化的运作。第三，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要看市场条件，成熟一个做一个，逐步推进实施。
张海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那么，应该从哪些领域入手？
翟东升：目前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区别清楚重点国家和地区。什么是重点国家？它们是那些与中国志同道合的国家，愿意一起来做这件事。比如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尼，也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重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各有侧重点。巴基斯坦最迫切需要的是道路，因此交通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能源，如水电站和火电站。哈萨克斯坦正在努力建设全面的经济工业体系，当前两国的产能合作项目取得了很大进展。地处东南亚的印尼，基础设施发展长期滞后，港口、桥梁、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建设是其切实需求。
中国的优势在于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以及充足的资本。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和资本走向海外，这一过程必然惠及其他市场和地区。
当然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仅是修路搭桥，还包括油气管网、输电线路、通信设施的建设。我们希望通过互联互通带动其他市场，使贸易畅通，民心相通。
张海濛：新兴市场的基建项目除了融资难，还有很多挑战，如风险高、回报低等等。那么，对国际资本来说，如何看待这些挑战？怎样鉴别可投资的项目？
Ben Way：我们主要考量的是基建项目存在的主权风险和监管缺位引发的风险。传统上来讲，中亚地区这两类风险比较大。“一带一路”如何能够增强外国直接投资或基金管理机构的信心？我想最关键的是建立良好的监管框架、解决矛盾和诉讼的仲裁机制，以及清晰明确的PPP机制来规范各利益方的风险分担，最后还要有现代化的治理机制。这些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缺乏的，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如何寻找可投资项目？如果类似项目有过成功先例，曾经获得中国大型银行的支持，运作模式也比较成熟有效，那么对我们是有吸引力的。“一带一路”过去无法吸引国际资本的国家，必须要设立透明的、现代化的、稳定一致的投资机制。
新兴国家基建项目如铁路和公路，往往具有很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意义。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更关心的是投资的收益。所以需要引入可行的PPP模式，打消投资者的顾虑，使得投资回报得到保障。
张海濛：国际投资机构可能存在一些疑虑，会觉得风险比较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既有的成功做法入手，探索国际资本长期参与的模式？
翟东升：我来自西部开发司，“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通过加快推进沿边开放和内陆开放，将助推中西部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西部地区的面积占全国72%，人口占27%，贫困人口则占全国一半以上。西部地区是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西部大开发到现在16年了，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是两个重点。我们在大的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上比较有优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供中亚各国借鉴。在新形势下，中国和中亚乃至向西更多国家的经贸合作也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和西部是相通的，自然、地理、人文与十多年前的西部非常相似。别人怎么想，别人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别人的顾虑也容易理解。
在圆桌讨论之后的自由发言环节，在座嘉宾就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绿色生态发展、多方包容开放合作、民间资本参与以及规避风险把握机遇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展开了充分交流。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有现成答案，但多视角、深层次和跨领域的观点碰撞，有益于各方从更宽广的视野审视机遇化解挑战，形成合力逐步将愿景转化为具体行动，最终造福于沿线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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